三十年代初期河大农学院人才济济
改革教学　科研创新

　　1930年河南中山大学改名为河南省立河南大学，农科改为农学院。这时北伐胜利，学校经费充足，农学院发展很快，可以说是农学院最辉煌的几年。突出表现为人才济济，改革教学，科研创新，名传中外。在台湾出版的《李先闻自传》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河南大学农学院原来聚集了那么多有学识，年轻而又想有作为的回国学者在一起，可以大有成就……”
　　1930年郝象吾任农学院院长，下设了三个系：农艺系主任陈显国，园艺系主任王陵南，森林系主任万康民。为了加强理论联系实际，改变黑板上种田的脱离实际的教学方法，农学院决定将三、四年级的学生从河大校本部（开封城内）迁到开封南关繁塔寺（农学院实习农场）上课，使学生更加接近农业生产实际。在农场还建设有教学用房，温室，果品储藏室等，还购置了许多图书，仪器和设备，以满足教学和科研需要。
　　1931年万康民接任农学院院长，对农学院进行了多项改革。首先是将农学院师生和设备等全部从河大校本部迁到开封南关繁塔寺，在农场进行教学。农场新建有教室、实验室、种子室、储藏室、图书室、办公室、小礼堂等等，使学生不仅能在教室里学，还能在实验室、试验地里学，培养学生既会动脑，又会动手，改变了黑板上种田的教学方法，教学质量明显提高，农学院的面貌为之一新，不少外省市青年学者慕名而来农学院学习，先后有几十人之多。“九一八”后国立东北大学农学院的师生也到农学院苦读。另外还编辑出版了《河南大学农学院季刊》，以学术发展事业，以事业促进学术。
　　当时农学院有30多位专家教授，他们从国外学成回国，获得博士、硕士学位，阵容非常强大，其中有许多是国内外的知名学者，学有成就。
　　郝象吾：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博士，我国早期遗传学家。曾担任农学院教授、院长，河大教务长。教授遗传学、植物生理学。著有《演化与优生》，是我国现代最早提倡优生学的人之一。
　　万康民：美国耶鲁大学硕士，我国早期林学家。曾担任农学院教授、系主任、院长。教授森林经理，测树学，测量学等。是我国测树学的奠基人，还是水利工程专家。
　　涂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我国早期植物病理学家。曾担任农学院教授、系主任、院长等职务。教授植物病理学、生物统计、田间技术等课程。后两门课程全国各大学校都未开设，我校首先开设，深具指导作用。解放后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李先闻：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我国早期遗传学家。曾担任农学院教授、农场场长等职。教授遗传学、遗传生物学等课程。是我国细胞遗传学奠基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植物研究所所长，人称“甘蔗之神”，“半仙”。
　　赵连芳：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我国早期土壤学家。曾担任农学院教授，教授作物育种学。中央研究院院士，水稻育种专家，曾任联合国粮农组织稻作专家。
　　彭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我国早期土壤学家。曾担任农学院教授、系主任。教授土壤学、肥料学。当时农学院建有全国最好的土壤实验室。
　　另外还有陈显国、王陵南等一大批留学回国博士、硕士。
　　在科学研究方面，更是雨后春笋般的发展，其中有些项目都是创新研究，为我国的科学事业做出很大贡献。
　　李先闻领导的研究有6项：粟抗黑穗病试验、小米开花习性的观察和研究、番南瓜与南瓜杂交后的细胞遗传研究等。
　　涂治领导的作物抗病育种研究有2项：小麦抗锈病育种研究，小米抗黑穗病育种研究。首次用种子接菌方法鉴定品种的抗病性，引起全国注意和仿效。
　　彭谦领导的土壤改良研究有2项：盐碱土改良研究，河南省土壤分析研究。
　　园艺、畜牧方面有2项：一是国外果树、花卉品种的引进观察，二是许振英杂交猪的研究。
　　以上这些，在当时都是创新或首次研究，特别是李先闻的研究已引起国际上的注意。

抗战期间农学院流亡办学
艰苦奋斗　服务生产

　　八年抗战期间，我随农学院一起搬迁镇平、潭头、荆紫关、陕西石羊庙、开封等地，亲眼目睹农学院在流亡中办学，艰苦奋斗，服务生产的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办学精神。1945年英国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李约瑟博士代表英国文教界慰问河南大学时，他的秘书曹元钦在当时的日记中写到这样一段话：“河南大学离卧龙寺数里，坐押道车东去，有趣之极。……战时各大学受损害最大者，莫过于河大，前后凡六迁徙，损失图书甚至生命，目前教居卧龙寺附近、石羊庙等地，穷困之极……。但在所有大学之中，那种一团和气，诚而不用心计这之校风，当首屈一指。河南人品质真可佩。水准量不低，例如教授王鸣岐工作极勤，风度亦不俗。”
　　农学院在多次搬迁途中，师生们颠沛流离，苦不可言，徒步行走，翻山越岭，风餐露宿，住民房草屋破庙，以苦为乐，坚持教学和科研工作。
　　在镇平时农学院院长是郝象吾，下设三个系：农艺系主任王直青，森林系主任李达才，畜牧系主任路仲乾；到潭头时农学院院长先是郝象吾，后是王直青，下设三个系，农艺系（后改为农学系）系主任先是王直青，后是王鸣岐，森林系主任先是李达才，后是栗耀岐，园艺系主任田淑民，畜牧系停办。
　　八年抗战中，农学院无论搬到什么地方，总是把教学放在第一位。在镇平时农学院在镇平城外的安国城，另建草房多间，学生吃住上课都在这里。由于办学条件差，有些年级学生很少，在这里主要是上课，大部分实验课都没法进行。老师多住在城里或城外的农村，去安国城上课，风雨无阻。
　　在潭头时，农学院在潭头北门外的大王庙，学生吃住都在这里。大王庙前有个上神庙，该庙有两个院子，前院为教员休息室，后院为图书馆。在这里还盖有多间草房作为教室用。室内照明用的是土油灯。室内的桌凳是请当地人用木板和土坯垒的。初到时没有试验地，后来在当地租到数十亩农田，还租到千余亩山地作造林田。由于潭头周围全是大山，交通不便，外边的东西运不来，当地的土特产运不出去，学生的学习生活用品都很难买到。当地全是土路，晴天还好，雨天全是烂泥。老师多住在潭头塞冈，我家住在潭头东街。老师要到上神庙去上课，风雨无阻。经当时教育部考核，河南大学上课总时数为全国之冠。1944年教育部综合评估，河南大学在全国国立大学中排第六名。河南大学就像一座灯塔，照亮了河南省和周边省的许多青年学生，慕名报考河南大学的人很多。
　　由于处在抗战时期，农学院的教师严重不足，有些课程无老师讲授，只好请其他老师代课或暂停开设。王鸣岐教授有时要讲授5门课程，就是这样有些课程还是开不出来，教学十分困难。有些年级只有1～2个学生，老师照常去上课，师生面对面坐在一起。
　　以后搬到荆紫关，石羊庙等地，教学更困难，没有桌凳，每个学生发一个小板凳和一块木板，上课时学生坐在小板凳上，木板放在膝盖上来记笔记。当时既无教科书，又无讲义，只能靠老师讲、学生记。学生必须认真听才能记好笔记，所以学生上课都很认真。
　　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多难兴邦，许多老师还积极从事科学研究，解决农业生产中科学技术问题，为生产和农业科学的发展做出许多贡献。
　　在潭头时，王鸣岐教授通过对枣疯病病株和健株的反复嫁接和病原检查后，在世界上首次提出枣疯病病毒病原学说，并为以后各国的研究所证实，提出了砍除病株，以保护健株，在生产上起到良好的效果。猴头菌人工栽培获得成功，这也是世界上的首创。首次证实赤豆花叶病种子可以传染。调查和鉴定了河南省的许多植物病害，填补了河南省的空白。这些成果多尚未发表，在逃难中丢失。到陕西后，王鸣岐沿铁路线调查了陕西关中的植物病害，现在我还保存有这个原稿。郝象吾“演化与优生”的研究（他是我国最早提出优生的学人之一）、陈振铎关于豌豆象生活史和防治的研究、刘视宜关于小麦分叶的研究等，都是在抗战期间完成的。
　　农学院还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每到一地，都要尽可能了解当地的农业生产情况，为当地的农业生产服务。在镇平时曾组织师生对当地农作物栽培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小麦、甘薯等作物的栽培方法和贮藏方法都需要改进，并向当地提出改进意见。镇平城外有个菩提寺，是佛教胜地，黄菊逸教授带领学生到该寺附近调查树木种类和生态环境，进行山地测量，一干就是10多天。
　　潭头是个小盆地，有山川平原，生物相复杂，对农学院来说，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实习环境。老师经常带领学生到野外调查和搜集标本，在城市这是无法实现的。为了开发伏牛山区，王鸣岐、付茂轩(生物系)、李俊甫(化学系)多次深入伏牛山区考察，发现大面积的原始森林，许多名贵的食用药用菌类，严重的病虫害问题，还发现有许多稀有的动植物和矿物。在重渡发现亚热带植物和昆虫，在老君山发现寒带植物。但由于日军的侵犯而被迫停止。
      有一年蝗虫大发生。农学院师生组织、指导农民治蝗。这一年小麦黄疸病也大发生，学校就请王鸣岐教授讲“黄疸病的发生原因和防治”，教育部还拨了专款进行研究。从此开始，每周老师给学生讲一病一虫，并展示标本，还向农民讲解病虫害的防治。
　　为了向农民普及科学知识，推动粮食增产，农学院将院内的设备和研究成果及品种向农民公开展览，对发展当地农业生产，普及科学知识起到了推动作用。
　　原河大校长王广庆在其所著《抗战时期河南大学迁校经过》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农学院在镇平时，发现豌豆入仓后，多生小黑甲虫，蚀豆粒为圆洞。豆一出仓，即纷纷外飞，乡民深以为优，本地人有归咎为德国洋槐带来，经农学院病虫害主任王鸣岐教授指导同仁及助教等，利用显微镜设备长期细心研究，发现小黑虫初产卵于花上，再后方蔓延于籽粒中，自与德国槐花无关，经举办防虫演讲，劝道防治，害乃减少。又潭头一带小麦常有锈病,本地名为黄疸，亦经王鸣岐及诸教授细心考察，实地试验，数年研究，亦发现小麦生锈病的原因，系由伏牛山一带所产黄柏及淫羊藿叶上锈病菌所传染，此等病菌，飞散传播，染于小麦即为锈病。”研究结果用中英文发表，得到教育部拨专款继续研究。
　　在流亡办学的艰苦条件下，农学院年年招生，为国家培养了200名学生，为社会做出了贡献。

抗战胜利后农学院创建新址
广揽名师　再创辉煌

　　1945年抗战胜利后，年底农学院从陕西迁回到开封。1946年我考取农学院。同年王鸣岐教授任农学院院长，下设三个系：农学系主任先是沈学年，后是彭谦；园艺系主任先是田淑民，后是章君瑜，森林系主任栗耀岐。
　　1967年河大原校长姚从吾在台湾出版的《中州文化论集》发表的文章中曾对抗战胜利后农学院有这样的记载，摘抄如下：“王鸣岐、彭谦等领导下的农学院颇有生气。……属于农学院的实验室比较完备，……又有农场、林场、罐头厂等。……增聘教授，购置仪器，未及一年，不但恢复旧观，且有欣欣向荣之势。
　　农学院在开封的院址（繁塔寺），此时是一片瓦砾，杂草丛生，无法进行教学，师生吃住都很困难。在此万难之中，师生自己动手，抓紧时间修复校舍。
　　繁塔寺附近的干河沿原来是农学院农场的土地。抗战胜利后收回，这样农学院在干河沿有800亩的教学区，在繁塔寺有500多亩的试验地，这就为农学院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农学院计划发展为6个系，即农学、园艺、森林、病虫害，畜牧兽医和农业化学。1946年秋季农学院搬到干河沿办学。
　　农学院搬到干河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号召师生自己动手，美化学习环境。首先由农学院设计整体规划，测量工作由教测量的老师领着学生干，实施则由学生和工人干，包括道路整修、花坛设计、路旁和房前屋后的绿化，荒地的垦殖，房屋改造等。道路以路两旁所栽树种命名。学生开着拖拉机耕翻平整土地。经过师生的努力，新院址很快变成了环境优美的学习校园。
　　新院址内基本上没有盖新的教学用房，只是对原有的房屋加以改造利用，大约有800多间。在农场建有许多配套的实验用房，如鸡舍、乳牛舍、猪舍、贮藏室、种子室等。农学院的实验室是河大各学院中最好的。农场的大门左悬“国立河南大学农场”，右悬“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开封工作站”。这就是农学院新院址和农场。
　　农学院当时在全国率先开设农业机械化有关课程，聘请留法的农机专家陈伯川教授，讲授农业工程、农机具、农产品制造等课程，还办有农机具修理厂。抗战胜利后花园口堵口工程完成，大面积黄泛区土地急待复耕，农学院与黄泛区复兴局合作，筹建黄泛区实验示范农场，使之成为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发源地。当时大批农业机械从国外运抵河南，农机人员奇缺，我校培养的学生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批农机培训班20名学员中，有十几名为农学院应届毕业生。农学院师生为我国农业机械化做出了贡献。